新聞
國際
聚焦
資訊
法治
自然
文明
科學
曆史
校園
國學
教育
金融
環境
醫療
衛生
食品
生態
安全
旅遊
書畫
楹聯
藝術
詩歌
綜藝
非遺
明星
收藏
人物
社區
訪談
房産
華夏文化藝術网 門戶 新聞 人物 检察內容

洪子誠:中國社會主義者的精神困境

2017-7-16 20:02| 發布者: 華夏文化| 检察: 393| 評論: 0 |来自: 凤凰网

簡介1:洪子誠本文原刊《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2期,原题《重审当代文学中的“制度”与“人”——洪子誠教授訪談录》,感谢两位訪談者李浴洋博士、李静博士与活字文化授权公布。曆史是有血有肉、有欢笑也有眼泪的记者: ...

洪子誠

本文原刊《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2期,原题《重审当代文学中的“制度”与“人”——洪子誠教授訪談录》,感谢两位訪談者李浴洋博士、李静博士与活字文化授权公布。

曆史是有血有肉、有欢笑也有眼泪的

记者:洪老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訪談。不久之前的2017年3月11日,北京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學研究院刚刚召开了“洪子誠《质料与注释》研讨会”。这已经是您的《质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书社,2016年版)出书之后学界举行的第二场研讨会了。我们的问题,自然也就首先想围绕您的这部新著展开。

在3月11日的研讨会上,与会代表提及最多的话题便是《质料与注释》在著述体例上的特点,即您在《自序》中说到的“(本书)实验以质料编排为主要方式的文学史叙述的可能性,尽量让质料自己说话,围绕某一时间、问题,提取差异人,和同一个人在差异时间、情境下的叙述,让它们形成参照、对话的关系,以展现‘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熟悉您的学术经历的读者都知道,关于您在书中处置的50—70年代文学中的一些重要事件——诸如“百花运动”、“反右运动”、“大连会议”与“文革”等,在您此前出书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概说》与《1956:百花时代》等著作中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与成熟的曆史叙述。而且,您的叙述在某种水平上也已经以一种“知识”甚至“知识”的形式被学界广泛接受。那么,在这一配景下,您选择重新谈论,而且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谈论这些您已经多次谈论过的话题的动因是什么?您如何看待您在本书中所做的工作与您此前已经完成的曆史叙述之间的关系?

洪子誠:《质料与注释》中使用的质料,有的在我以前的书中多少涉及过。特别是1998年版的《1956:百花时代》,在处置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事件时,就比力详细引用了冯雪峰、邵荃麟“文革”期间写的“交代质料”,以及这次会议的发言记录。另外,大连会议的质料,毛泽东颐年堂的谈话,在我的书里也不是全新的东西。

之所以将它们在拿出来再加以编排注释,原因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这些质料过去主要是在我的论述框架中被征引,质料自己的丰富、复杂性有可能被缩减、遮蔽;另一是,对曆史事件的差异叙述所形成的对话,曆史与叙述的关系,在以前的著作中虽然涉及,但是基于质料自己所作的展开还是有须要再实验。当然,还有重要的一点是,我越来越关注曆史事件中个人的细微情感、反应,这在总体叙述中经常被忽略。事实上,在读这些质料的时候,它们给我留下很深印象,有的还可以说是触目惊心。“曆史”并不只是一些抽象的“规律”,是有血有肉,有欢笑也有眼泪的。

我沒有什麽“關注視野”的選擇

记者:在《自序》中,您谈及交代了《质料与注释》中的“质料”来源及其曆史配景的《1967年〈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一文“也可以看作本书的‘代序’”。文中介绍了作为本书主体部门的六篇“质料”是您与其他学者在1967年到场《大事记》写作时私下缮写的。但我们也注意到,当时被缮写下来的“质料”不止这六篇。那么,您在写作本书时选择“质料”的尺度是什么?换句话说,为何是这六篇“质料”进入了您的关凝视野?

洪子誠:当时质料复制条件很差,不行能拍照,自然也没有复印机和扫描工具,都是靠手写缮写。记得分工缮写时,用很薄的纸每种复写六七份,每人一份。因为很费功夫,缮写的质料并不多。大连会议记录很详细,只能摘抄小部门,很惋惜。当年的誊录,和这些缮写的质料,严家炎、谢冕等先生现在完全没有印象,自然也没有保留。我其实也没有生存质料的习惯,当年也没有学术研究的预想。为什么会留存一些,也不知道,可能觉得辛苦一阵,扔了惋惜。另一些质料是中国作协当年印制供批判用的,如邵荃麟、冯雪峰、林默涵、刘白羽的质料;这些用过就交上去了。因为那个时候编写的是文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质料也就都是“十七年”重要文学运动、思潮方面的。现在放在一起就形成主题性的观感,并没有什么特此外“关凝视野”的选择。

批判丁玲、陳啓霞,只有周揚最積極

記者:“周揚集團”在1949年之後的“文藝戰線”上的命運浮沈,似乎是本書在质料編排與注釋撰寫時討論的核心問題。在與胡風、丁玲以及馮雪峰等幾股力量的“競爭”中,“周揚集團”最終取得了勝利,進而主導了1950年代後期與1960年代初期的中國文壇。他們之間的“較量”,涉及觀念、制度、現實權力與人事關系等諸多因素。在您看來,“周揚集團”能夠成爲文壇主導力量的最爲重要的原因是什麽?

洪子誠:这是个需要继续研究、讨论的问题。胡风一派的受排斥到覆灭,过程及原因已经有许多讲述,也有大量的研究结果,情况似乎比力清楚。周扬与丁玲、冯雪峰之间的问题,谈论的文字也不少,但仍有晦暗不明的地方,特别是丁玲和周扬的关系。都是湖南人,为什么闹得不行开交?差异的“知情人”和研究者之间看法、情感倾向差异,有的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质料與注釋》出來後,有的學者認爲我對周揚同情太多,有的則認爲在他們的關系中,丁玲也並非完全無辜。90年代寫《1956:百花時代》的時候,我曾系統讀了丁玲50年代初的書、文章,如她對蕭也牧的批評,對作家應該“到群衆中落戶”的提倡,以及《跨到新時代來》的論文集。可以看出,她都是自覺地作爲“解放區”作家的身份發言,表現了指導來自“國統區”作家的姿態,堅持維護、執行毛澤東文藝路線的。從具體工作上,她和周揚可能有分歧,但是這個時期他們的文藝觀點看不出有什麽差異。而據50年代擔任中宣部機關黨支部書記的李之琏先生“文革”後的回憶,1955年秘密批判丁玲、陳企霞,中宣部內部對是否將他們定性“反黨小集團”就存在分歧,似乎只有周揚表現最積極。“觀念、制度、現實權力與人事關系”的諸多複雜因素中,我看在這一事件中決定性因素的,還是這一制度下的“現實權力與人事關系”吧;不過,它被“包裝”爲觀念、路線鬥爭的形式出現。

“周揚集團”這個說法,可能早已出現,但是我最近才聽到。去年11月上海師大“光啓讀書會”討論《质料與注釋》,上海大學的周展安使用了這個詞。我們在談論當代的周揚的時候,自然不僅僅是談論他個人。記得江青主持的“部隊文藝工作者座談會紀要”(1966),和姚文元的《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1967)文章,使用的是“周揚爲首的黑線”,“周揚等人”,“周揚一夥”的說法。

“集團”這個概念,包罗某種制度性的組織因素,用來稱呼“十七年”中周揚及文藝界的掌權者是否合適,還需要進一步討論。不過這個說法也是有依據的,和“紀要”、和姚文元文章中這樣的論述有關:“這條黑線就是資産階級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三十年代文藝的結合”;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藝運動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組織上是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文藝思想實際上是俄國資産階級文藝批評家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以及戲劇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這些描述,也可以說具有“集團”的意味了。至于周揚他們爲什麽能成爲文壇主導力量,相信也是諸多因素促成。這其實可以追溯到左聯和延安時期。延安時期到50年代初,他在文藝界的領導地位實際上已經形成,確立。這從第一次文代會中可以清楚看到。但是,丁玲、馮雪峰都是老資格左翼作家,他們作爲作家的成就、影響,比周揚要大許多,仍是潛在的威脅,可能構成對周揚等地位的挑戰。說起來,大概丁玲、馮雪峰他們身上,仍留存更濃厚的文人、書生的素質,而說實在的,“百無一用是書生”。

周揚與江姚:19世紀與20世紀的鬥爭

記者:書中除去呈現了“周揚集團”在1949年之後的崛起過程以外,還觸及了他們在“文革”爆發前後與更爲激進的文藝—政治集團“鬥爭”時落敗的經過。您如何看待“周揚集團”在1960年代初期以後越來越被動,以致逐漸喪失在文壇的主導地位的命運?只是因爲他們不夠“激進”,還是另有其他原因?

洪子誠:姚文元文章列出的周扬为首的“文艺黑线”人物名单是:胡风、冯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阳、林默涵、田汉、夏衍、阳翰笙、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等。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因为周扬和胡风,和丁玲、冯雪峰在50年代斗争曾经体现得有点“你死我活”,结果他们最后却被归为一类,都是“一伙”的。

這個觀察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也即是說,在“左翼文藝”內部,周揚等和後來的“激進派”之間的分歧,與和丁玲,以至胡風之間的,要大得多。確實,周揚等的文藝觀的主導面,是19世紀激進民主主義的內容,或者說相近于普列漢諾夫的主張——50年代後期到60年代初,周揚對普列漢諾夫的遺産十分重視,經常提到他。而江青、姚文元的文藝觀和實施文藝政策,在對待文化遺産上,在如何組織文學生産上,思想脈絡更接近蘇聯二十年代的“無産階級文化派”。

为什么周扬他们会落败?这不是文艺自身的问题,要有更大的视野。那个时候,文艺就是现实政治,要从國際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从毛泽东当年的政治理想,从中国革命遇到的“危机”,从“文革”发生的原因联系起来,才气看清楚。这些不是我能够办到的;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也经常被批判为缺乏大的國際视野。

社會主義者的精神困境

记者:本书中唯一一篇接近论文体式的作品是《“当代”批判家的道德问题》。您在其中指出,50—70年代中国进行的是一种“‘泛道德化’的政治实践”,因此道德主义者的身份也就往往内在于这一时期革命作家与批判家的自我与集体认同之中。是故,道德批判在历次涉及他们的批判运动中自然屡见不鲜。是否对党“忠诚”是在这一时期的批判运动中经常秉持的尺度。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即检验对党“忠诚”水平的尺度通常会被落实成为对于党的领导人以及党在某一具体领域甚至具体政策中的意志执行者的“忠诚”水平。您在书中也提到,在对于“周扬集团”的对立面进行批判时,他们对于周扬不够“忠诚”便构成了他们“反党”的一项重要证据。而由此可见的是,在一种由现代政党主导的新型的道德实践的展开过程中,却相当内在地包罗了对于原本应当摒弃的部门传统伦理的抽象继承与鼎力发扬。当然,两者之间的缠绕与纠葛大概源于某种深层的曆史结构,对于它们很难简单地做出是非推断。对于这一现象,您如何看待?

洪子誠:“真诚”问题,道德问题,在当代历次文艺批判、斗争中,都被着重提出,1957年批判丁玲、冯雪峰,更是这样。它贯穿整个“当代”的政治環境;即使当年是青年学生的我们,也经常面临这样的“追问”。对党是否真诚,在当年构成强大的压力,不仅来自外部的欺压追问,在许多“革命者”那里,也内化为重要的心理内容。

我相信如有的研究者說的,晚年的丁玲,對“真誠”的證明是她心理、行爲的主要支撐點;她就活在對“真誠”的證明之中。不管是批判者,還是被批判者,都生活在這種他們無法解脫的悖論之中。不是嗎,在黨組擴大會上,丁玲對周揚曾有的輕視態度,被作爲對“黨”鬧獨立,組織“反黨小集團”的證據,說黨的領導不是抽象的,總是體現爲具體的領導人;但是當丁玲檢討自己不該那樣對待周揚,說這是不平從黨的領導時,又被批判爲將具體個人與“黨”等同,以此推脫罪責。正如你們所說,“在一種由現代政黨主導的新型的道德實踐的展開過程中,卻相當內在地包罗了對于原本應當摒棄的部门傳統倫理的抽象繼承與鼎力發揚”。但這種繼承並不“抽象”,而是很具體的,包罗觀念,心理內容,甚至儀式的種種細節。

80年代初曆史反思思潮中,很流行的一种看法是认为“文革”是“封建主义复辟”;这在后来受到很多质疑。简单化是肯定的,“封建主义”概念的使用也不很恰当。但我仍然认为,与“封建时代”的政治、伦理传统之间的继承关系,是观察中国现代政党、政治运动性质、行为方式特质的有效切入点。90年代掀起的中国革命的“反现代的现代性”的论述,既拓展、深化了我们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性质的理解,也阻遏了原本应该继续深化的这一曆史反思。

最近我寫的“讀作品記”,有一篇涉及蘇共20大之後,歐洲左翼知識分子對信仰的檢討問題。當時法國共産黨負責人之一,也是著名作家路易·阿拉貢在60年代的文章中,討論一種現象。他以俄國思想家別爾嘉耶夫作爲例子,談到這位神學家對待宗教的態度。別爾嘉耶夫和薇依一樣,雖虔誠信奉基督教,卻拒絕與教會發生關聯。阿拉貢說,在宗教信條被社會化的時候,“精神和靈魂的叛逆注定要行動起來反對這種宗教信條”,“抵抗‘社會化’了的教會”。

共产主义与宗教一样,如果要成为社会行动,“社会化”是肯定的进程;信仰者也会被组织到里面。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深刻遇到这一矛盾、在困惑中无法解套的,瞿秋白是一个,冯雪峰或许也可以算一个。但是,他们的精神困境和挣扎不行能有出路。他们意识到这种“社会化”的不行幸免,也具有它的正当性;而“反对”也只能以类乎“奇妙主义”的方法——对社会化制度的抗拒,无法以制度的形式来实行。他们如薇依所言,这样的人“必须而命定要独身一人”,对任何人际環境来说,“都是局外人,游离在外”;他们的精神影响,也只是发生在极有限的个体之中。但是无论如何,一个健全、有自信力的社会,也可以给他们的存在留下哪怕细小的空间,容纳这些人数不多的“‘社会化’了的教义之外的精神经验的负担者”。

精神與語言的敗壞

记者:回到《1967年〈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一文,您在《自序》中提到它原题《思想、语言的化约与清理》,而此文的最后一节正是对于50—70年代“精神和语言的‘简化’”问题的集中讨论。在3月11日的研讨会上,您也体现“语言的松弛”是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曆史债务”之一。关于这一话题,钱理群老师与黄子平老师等人也都有过论述。不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中国共产党从1940年代开始就一直十分注重语言建筑,包罗多次进行“整顿文风”运动以及“毛文体”的形成,在一定水平上都为现代汉语的演进积存了重要经验。如果将这一配景与发生在50—70年代的“语言的松弛”放在一起进行考察,其间意图与效果的悖反显而易见。那么,您认为出现这一悖反的关键原因是什么?

洪子誠:“精神与语言的简化”以至“松弛”,准确说主要发生在后来,尤其是“文革”期间。当然,这是一个过程,不是突然发生,也不是“文革”之后就戛然而止。中国共产党40年代以来的“整顿文风”和语言建筑,是政治理想、政治制度建筑,以至现代人格建筑的组成部门。在1950年代初,也还有过“汉语规范化”的“运动”。1958年,毛泽东又一次提出“文风”的问题,提出“准确、鲜亮、生动”的六字主张。

从文学方面看,40年代解放区的一些诗,特别是小说,确实展现了现代汉语的新的风貌,丰富、加强了现代汉语的体现力。在赵树理等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在民间(主要是北方农村)口语之上提炼、改造的结果。40年代后期闻一多、郭沫若、茅盾他们的惊喜和赞扬,应该是真心实意的,这种肯定体现了曆史感。夏志清60年代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对赵树理语言和叙述方式的讥讽,是一种偏见。我上大学和开始工作那些年,赵树理作品经常成为现代汉语学家论著的词汇、语法、修辞的例句,教学中也频率甚高地被选为“范文”。这个现象虽然有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但也是有现代汉语演化、进展上的道理。

但是,“當代”確實發生語言貧瘠化、僵化、“敗壞”的情況。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語詞與事物、現實之間的關系的嚴重脫節,矯飾、誇張、浮華,另一個是嚴重的套語,公式化。翻開“文革”時期出书的書刊,觸目驚心的印象是,所有的人都在說同樣的,規範的話。成年累月地重複這樣的陳詞濫調,不發出腐敗的氣息都不行能。語言不只是表達工具,也體現我們的情感、思維、生活方式。

如何“重建掌握曆史的能力”?

记者:同样是在《1967年〈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一文中,您提到自1980年代以来,您“为着改善被统一价值熨平的心灵,处于连续焦灼的心态之中”,因为“原有阅读、生活经历的单薄,即使简化、清理的压力有所缓解,也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释放出来”。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您何以会在“一元”与“多元”的价值推断中做出明显倾向于“多元”的选择。我们注意到,相当一批与您同代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都持有类似立场。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更有“多元共生”的文学史主张。作为一代学人的道路选择,这非但无可厚非,而且极具启发意义。但对于在前辈们提倡的“多元”的价值取向中发展起来的年轻学者而言,存在的最为显著的问题却是一种整体性视野的普遍缺失。当然,这一问题的出现并不能得出“一元”优于“多元”的结论。我们想向您請教的是,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以及在重建掌握曆史的能力方面,您有何建议?

洪子誠:关于“一体化”、“多元”等问题,此前我已经说过很多,现在也没有更多的话说。处于自动或被迫的思想禁锢環境中,“多元”、开放曾经是一种具有高贵感的热切、紧张的期待。这种期待也不行幸免的理想化,以至沒有清醒意識到在“多元”的時代,“一體化”的壓力仍持續發生。差异的也許是,除了政治意識形態壓力之外,也加上市場意識形態,和兩者的合謀。而且,壓力不僅表現爲權力的強制,也表現爲“無形”的方面;有時候,後者的力量更爲強大。另外,也沒有意識到,崇奉的“多元”格局,也有可能是在維護“強勢”思想、文化的地位。

如何“重建掌握曆史的能力”?这也是我这些年最想知道,却最终懵懂无知的。好些年前,我曾写过一篇谈乐黛云老师的文章。乐老师是我尊敬的老师,我最尊敬她的是她对己对人的真实。也许我们可以从她的经验中得到一些启发。我谈她的那篇文章题目叫《有生命热度的学术》,收入《我的阅读史》。乐老师在回忆自己50到80年代坎坷的遭遇的时候这样说:“我的生活充满了跌宕起伏,无论好事坏事全都来得出人意料,完全无法利用;大事如此,小事亦然。”所以她说:“……米歇尔·傅科曾经断言:个人总是被偶然的罗网困陷而别无逃路,没有任何‘存在’可以置身于这个罗网之外。”这段话见1995年在台北出书的自传。

80年代初,李澤厚先生曾經用“轉換預告”、“開放心靈”、“創造模式”、“走進農村”、“接受模式”和“多元取向”,來區分、描畫20世紀六代(或六個時期)的知識分子的基本特征。根据這個區分,樂黛雲老師當屬“接受模式”那一代。“接受”在李澤厚那裏,應該是個動詞,也就是說,那是缺乏創造力的,接受統一“模式”的一代。

如果說李澤厚的整體描述能夠建立的話,那麽,“突破模式”的人的存在也一樣是事實。他們不管是在“接受模式”,還是“多元取向”的年代,都艱難地抵抗著湧動的強大潮水的同化力量,對“同質”文化保持一定的距離,保有開放、批評,但也包容、非排他性的心態,不苟且,不阿世媚俗,努力堅持自己獨立的判斷。也就是樂老師自傳的書名:“我就是我”。個體在任何時代都有一個確立自身位置的選擇問題,這個問題與“一元”、“多元”的價值取向無關。下面的一段話也許值得我們參考:

“对后现代精神而言,纯粹自主的自我已不再可能。然而尽管历尽磨难,几度转型,却到底并没有被抹杀。……后现代的主体现在已知道:通向现实的任何道路都必须穿越我们语言的极端多元性和整部曆史的含混性。”(特雷西《诠释学、宗教、希望——多元性与含混性》)

“人的隱去”與“人的關切”

记者:最近一段时间,“人”的研究在曆史学界重新受到重视,像罗志田教授与王汎森教授就先后呼吁“我们确实需要将隐去的‘人’召回到曆史著述中来”。无独有偶,思想史研究者孙歌与人类学家刘志伟在一次学术对话中也表达了对于“人的隐去”的不满。可以说,这一思潮的兴起在某种水平上是对于此前恒久盛行的观念史研究与制度史研究的一种反拨。我们感到,《质料与注释》虽然一如既往地发挥了您在文学观念与文学制度研究方面的优长,但对于曆史现场与曆史进程中的“人的境况”,您似乎给予了更多关注。而这些部门也是我们在阅读时记忆尤其深刻的。但其难度仿佛也是非比平常的,像您在本书中处置的许多重要对象,例如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张光年,既有的研究就并不理想。是否可以請您谈一下对于50—70年代文学研究中的“人”的研究的看法?

洪子誠:这些学者的文章许多我都没有读过,从你们的引述介绍中, 他们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曆史”不是抽象的观念和规律;对于文学批判、研究而言,更是这样。

如果回溯当代史,在文学批判、文学史研究上,其实一直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人的隐去”,另一是对文学生产“物质”因素,对制度、观念史研究的忽略。记得1957年,钱谷融先生发表了后来受到批判的论文《论“文学是人学”》。这篇文章涉及问题广泛,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指出当代文学写作、批判强调“整体现实”、“典型”而忽略人的重要位置。这个倾向在当代是连续性的。90年代,自从杰姆逊第三世界国家文本的“民族寓言”性质的著名论断传入中国之后,这个有一定可信性的描述性论述,在一些人那里,很快就转化为一种写作、研究的指导性“福音”。我在一篇谈韩少功小说《爸爸爸》的文章里说到,“中国现代众多叙事文本,便在若干‘寓言’、‘隐喻’模式下站队;20世纪中国有关‘乡土’的书写,不是属于‘国民性批判’系列,就是属于‘文化守成主义’模式。” 这真的让人感到郁闷。文学作品中的“人”,在这种模式下被删削了具体性,酿成一种符号,事实上也就等于消逝。

當代文學研究中,對觀念史、制度研究的忽略,同樣是不應輕忽的傾向。確實,近二十多年來,這方面形成一個小熱點,但也很難說這方面的研究就已經足夠。在當代,對文學寫作性質的精神性因素的強調,掩蓋了文學生産重要的“物質”因素,掩蓋了精心構建的制度在規範寫作、批評上起到的重要作用。我在80年代後期開始注意這個問題,最初的動機也完全是出于對“人”的關切。寫作《1956:百花時代》的時候,就關注當年對整個社會的“泛政治化”傾向的討論。讀《綠化樹》,也明白傳統“讀書人”(章永璘、張賢亮等)金榜題名的理想在現代的延續,如何獲得社會政治制度的保證。而物質的,制度性因素又如何制約、影響敘事方式、人物塑造、結構等的文本形態。

当代文学的众多概念,叙述方式的清理,关乎学科建筑的问题,更与“人”的当代处境紧密相关。确立20世纪中国文学等级制的“国统区作家”、“解放区作家”、“建国以来的文学”、“当代文学”等,并不仅是纯学术的概念。至于“写真实”、“歌颂光明”、“袒露黑暗”、“现实”、“真实性”、“现实主义”、“曆史本质”、“人性”、“人道主义”、“异化”、“日常生活”等等,在理论批判中不仅差异理论家经常是各说各话,而且这些概念也与“人”的生命紧密相连:它们寄予着许多的欢乐、情热、期待,也粘附着层层的血泪的痛苦。1957年,深挖冯雪峰、丁玲、艾青等的“反党”根源是“个人主义”,对这个在当代被给予政治、社会伦理、个人品行等复杂内涵的“超级”概念,不说从学术史考虑,即使是为这些落难者辩诬,不只是情感、立场上的支援,“学术”上也需要我们做出清理的努力。

這個時代更需要介入

记者:注释作为一种学术文体,在中外学术传统中皆有渊源。但在当代文学研究中,有意将之作为一种有效的著述体例,应当还是从您开始的。我们注意到,在您主持的《回忆一次写作——〈新诗进展概况〉的前前后后》一书的写作中,您就为“关于《新诗进展概况》答问”部门撰写了不少注释。只不外那次您所注释的是您曾经直接亲历的曆史事件,您的书写姿态也更为接近“个体”意义上的“回忆”,而在《质料与注释》中,您注释的是您实验分析与掌握的研究对象,出现的方式自然也就更为“客观”。但正如您在《自序》中所言,您“其实也经历过那样的年代,对这些文章涉及的人物的处境不是完全隔膜、无知”。也就是说,其中同样包罗了某种“回忆”的身分。那么,您在此番注释时是如何处置注释者与注释内容的关系的?而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曆史研究中处置研究者本人的曆史经验,始终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在这方面,您的“克制”与钱理群老师的“投入”经常被学界拿来比力。不外我们发现,在您2011年出书的《我的阅读史》与今年马上出书的《读作品记》中,您对于“感觉”(差异时期阅读的情境与心境)的重建与反思占据了很大篇幅。甚至在《质料与注释》的“注释”部门中,您有时也会直接“进场”。这类文笔在您此前的著作中似乎并不多见。那么,您现在是如何看待研究者的个体经验(包罗“感觉”)在曆史研究中的位置的?

洪子誠:我当初使用注释这种方法的动机,不是想“发明”一种文学史方法,而是要为手头一些质料寻找适当的处置方法。这些质料的大部门比力特别,它们是特定情境(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下的产物;这些检讨书的作者,他们处在人身、表达的自由受到剥夺的情况下。质料当然可以有助了解在这样的“时刻”,受害者和加害者(加害者在质料中往往隐匿,或不是以个体身份出现)的差异处境、心态,但是质料是否具有文学史的“史料”价值,研究中是否可以作为史料征引,就很难说,需要对它们做出辨析。这是开始对它们编排、注释的动机:为质料的确切性提供支持,或袒露其疑点。

因此,注释便主要包罗两个部门,一个是涉及的事件、人物的配景因素,另一是尽可能寻找差异叙述者对同一事件的叙述,或同一叙述者差异时间的叙述,加以印证、对比。后来,确实有过这样的念头:是否可以选择各个时期的若干质料——文章,讲话,事件,某一期的刊物,某一作品……做出注释,来从另一侧面显现文学过程,作为“正规”文学史的增补。自然,不是所有质料都值得这样做,注释的方法也只是“正规”文学史的一种增补。这种方法,有助于更好展现质料自己的丰富、复杂性,幸免由于论著主旨的裁剪而出现单一的状貌。不外,曆史总是要做出论述和推断的,因此,一定水平“搁置”明确推断指认,确实也只能是一种“增补”。

總的說,我研究的“當代文學”,研究對象和我的生活經曆基本是同步的。這有好處,也有明顯缺陷。好處是對這個時期的文學現象,作家生活、寫作處境,政治文化氛圍有親曆者的體驗和了解,這是另一世代的研究者不具備,或者說要需要花很大氣力才气理解的優勢。缺陷是,對問題的認識、判斷,同步的生活經驗也會讓你就事論事,缺乏逾越的眼光,對质料的掌握,也會存在問題,即有許多质料還需要一段時間的發掘積累,不是“當代人”全都能掌握的。

“当代人”写“当代史”可能经常会出现两种差异的倾向。一是意识到“亲历”的那种经验性优势,会加强写作者评述的强度。另一种是感知“当代人”与“曆史”在时间的重叠,经验、情感与“曆史”的无法剥离的纠缠,失去“旁观者”的视角,而宁愿接纳一种收缩的姿态。不能简单化地推断哪种方法更好,更有价值。这里存在许多难题。就像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回到”曆史情境之路,既要有个人经验的积极介入,但也要与对象保持一定距离,对自我的立场、经验有警惕性的反思。离开个体经验和自我意识的加入,论述可能会成为无生命之物,成为悬空之物,但过度的投入、取代,对象也可能在“自我”之中迷失,“曆史”成为主体的自我映照。由于曆史观、性格、知识等方面想限制,我似乎更情愿接纳后一种方法;也就是一种“微弱的叙述”。

“克制”和“投入”的问题,既牵涉到与社会立场,也有关学术“姿态”。我的看法是,积极投入,并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在社会生活和学术活动中,应该得到提倡张扬。几次和学生,和年轻学者谈话中,他们也委婉地批判我,说這個時代更需要介入,更需要鲜亮说出自己的意见。我也同意他们的看法。当然,有的事情不是你想努力就能到达的,天性使然,性格的问题,一辈子也难以扭转。当然,在受到提醒也意识到自己的弱点之后,也还是有些微的调整,就如你们说的,《读作品记》有较多的“进场”。

沒有“純粹”的史料

记者:在《质料与注释》中,您所处置的“质料”——会议纪要、检讨书与回忆录等——是近年当代文学史与当代史研究中使用较多的几种质料类型。它们进入学术领域,成为“研究对象”,在很大水平上带动了一批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的学术生长点的生成。但在对于什么可以成为曆史质料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折射出来的,从来就不止关乎学术技艺,更涉及学术甚至曆史观念。最近几年,当代文学研究界对于史料工作的重视空前加强。我们想知道,在对于究竟什么可以成为当代文学的“史料”这一问题上,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洪子誠:近年来,当代文学研究确实体现了总是史料的倾向,这自然是好事:首先得把事实弄清楚,然后才有你的观点和分析。这也是“当代文学”已经六七十年,已经很“曆史”的肯定趋势。以一般的理解,和当代文学“生产”有关的事实,质料,都可以成为它的“史料”,因此难以画出它的界限。包罗作家传记,作品,社会政治環境,文学制度政策,出书流传媒介,评价程序、方式等;什么可以成为“史料”的问题难以明确回答。

而且,在我看来,某些质料是否成为“史料”,也是因人而异的,与使用者的“意图”相关。这里有怎样的关系,一是有待搜集整理的质料,一是搜集整理者,另一是整理者与质料建立的关系。尽管史料工作有基本的要求和“作业规范”,但是这个关系是独特的,难以通约化。重视质料,也并不意味着质料越多越好,越多研究就越精彩。就像有的学者说的,要学会记住,但也要学会忘记。至于记住哪些,忘记哪些,这对研究者的研究目的、视野、智慧都是一种检验。有的质料,一个时间被忽略,另一时间质料则被重视,也是因为某种曆史视野和理论框架发挥的作用。什么样的史料搜集、整理有意义,有价值,接纳什么样的方法处置合适,这取决于研究者的差异史观、史识,以及藝術上的推断力。严格说,史料的蒐集、整理很难说有“纯粹”的,它总是与文学典律,与对文学曆史的理解,以及与现实的问题意识有紧密关系。我们总不会去做任一作家的年谱,不会做任一作品的版本校勘或发表时间考证,也大概不会耗费精力去寻找任一作家的轶文、书信,搜寻文坛上的任一奇闻轶事:除非有这样的癖好。

史料工作也带有阐释性。史料不是固定的,死的,摆在那里的,需要发现,给予意义,给予“编排”,因而它们也有生长、变化或消亡的生命过程。史料与文学批判,文学史研究之间,是一个互相推进、反驳、制约的双向运动。我在研究中的感受是,深知史料的重要性,也知道陷于庞杂混乱的质料之中无法挣脱的困境。在大量資訊扑面而来的时代,重要的是要学会分辨,有发掘、回收的敏锐,同时也要有汰除、掩埋的勇气。

做一個批評家不容易

记者: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似乎一直存在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判的二分。这一分野几乎自“当代文学”创生之日起就出现了。在现代文学史上,基本是先有文学批判的繁荣,然后才有大规模撰写“新文学史”的时代来临。但在“当代文学”展开的曆史现场中,两者从一开始就处于共生状态,而且相互交融。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批判化”倾向,在近年为一些学者所批判。关于这点,学界已有不少讨论。我们想向您請教的问题与此相关,但具体的提问方式可能恰好与之相反,即在您看来,“同时代”的文学批判是否可能以一种建筑性的方式介入“同时代”的文学史研究?在强调两者区此外同时,文学批判可以为文学史研究提供怎样的资源?您认为两者的有效对话有无可能?

洪子誠: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判三者的区分、关系,在近现代的西方和中国文学研究界是有争议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自“当代文学”始。80年代在大陆很流行的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和韦勒克的《批判的诸种观念》中译本,对西方学界这个问题的诸种观点做了梳理。大略地说,大概文学史重视的是各个时代文学之间的关联,而批判则倾向在共时性的结构中来审视品评。但是这个区分不是绝对的,也存在两者的渗透、交叉。我们可以看到具有文学史品味的批判,也能看到具有批判品行的文学史。

舉例來說,80年代趙園、黃子平他們的批評,都表現了濃厚的文學史視野。至于具有批評性品行的文學史,例如林庚先生的《中國文學簡史》(不是後來修改擴充的那部),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等。我喜歡的別爾嘉耶夫的《俄羅斯思想》,也有這個特征。我其實偏愛這樣的批評性的文學史、思想史論著,它們睿智(或接近睿智)、美麗(或接近美麗):有的篇章段落,也可以當作文學作品來讀。我的理想是有一天能稍稍接近這樣的著述,只惋惜這個理想已經沒有可能實現。我內心一直認爲,做一個批評家更不容易,也更看重好的批評表現的生命活力。

我不知道別的研究者的工作方法,對我來說,當代文學史研究可以說離不開“同時代”的批評;如果不借重這些“資源”,我的工作無法進行。文學批評结果在文學史寫作中既是需要清理的文學現象(如對蕭也牧的批評,茹志鵑小說的討論,模糊詩的論爭……),也爲文學史提供相關质料,以及價值認定的重要參考。90年代編寫文學史,我讀了大量的自50年代到80年代的批評文字,賀桂梅也幫助我,整理了許多這類資料供我參考。

“曆史化”不是“祛批判”

记者:在《我的阅读史》中,有一篇《“限度”的意识》。您在其中具体讨论了“情绪的限度”、“创新的限度”与“概念的限度”三个话题。在我们看来,这体现了作为文学史家的您对于自身在处置曆史议题时可能存在的“限度”具有的清醒自觉。自1990年代以来,“曆史化”成为了当代文学研究界普遍推崇的态度与方法。您的研究思路与风格常被作为这一潮水中的典范。但我们也注意到,同样主张“曆史化”,在差异学者那里落实下来的具体形态却可能很不一样。同时,对于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也有一些学者提出批判。那么,您对于“曆史化”的理解是怎样的?您是否认为这一主张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实践也存在某种“限度”?如果有的话,在具体研究中又应当如何应对?同时,您对于“限度”的强调,也让我们想到了您经常将自己的“性格”概括为“犹豫不决”。关于“犹豫不决”,起初似乎是您在回答您在研究中何以经常不做明确推断时的说法,带有某种自谦与自省的意味,但渐渐地,学界开始逐渐肯定您的这一姿态,甚至在3月11日的研讨会上,有的学者明确提出“犹豫不决”乃是一种高明的“思想方法”。我们想知道,陪同着您的研究不停推进,您现在是否还经常“犹豫不决”?以及“犹豫不决”是否也可以作为某种有意追求?

洪子誠:你们提到的《“限度”的意识》,连同谈“一体化”的这两篇,在马上再版的《我的阅读史》中被我删去了。没有此外原因,就是再读的时候感到它们做作。删去是为了藏拙,不大好,但是一看到就感到别扭。

关于“曆史化”,我确实使用过这个概念,也可以说90年代写当代文学史的时候,有意识的理念和方法。“曆史化”的使用和理解,差异学者可能差异。“曆史化”在我这里,主要是将概念、事件、作品尽可能“放回”到具体曆史情境中审察,偏重注意作品、体裁样式、概念、藝術形态产生的曆史条件,也就是关注某一“文学事实”是如何成为这样的“事实”的。“曆史化”对我来说,不是“祛批判”,不是将“事实”在“曆史”上加以固定,相反,倒是要袒露事物的构造性质,彰显它们的不稳定的性质。

“限度”、“猶豫不決”等等,確實主要基于性格。在最近和戴錦華老師就《文學的閱讀》這本書的對話中我談到,從上大學到80年代,我都爲自己無法“跟上形勢”而苦惱,我一直都很想“跟上形勢”的,大多數時間都不滿意自己“邊緣”的處境。許多事情,潮水,政治的,文學的,時尚的,都要隔很長的一段時間弄明白,才气決定是適應還是不適應。當然,到了後來,知道自己這樣的情況,原先的那種追趕的壓力、焦慮也就放松下來,也轉化爲一種態度。

人生活在世上,自然會留意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總會有意無意地設計自己的姿態,所謂“適性任情”也是這樣。不過,說“限度”、“猶豫不決”是一種高明的“思想方法”,我想這個說法不大好,也不符合事實,不是這樣的。趙園老師曾經爲我的“猶豫不決”、“軟弱”辯護,說裏面可能有“堅硬”的東西,她還是將這個看作性格缺陷的。不能就這樣將它看作優點的。

“一生而曆二世”

记者:除去“犹豫不决”,您还经常用“新旧交杂”来描述自己。陈平原老师最近喜欢引用福泽谕吉的一句话——“一生而曆二世”。此说用来形容您的人生与思想经历,似乎也很恰当。您曾经说自己是“80年代人”,而您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则是您曾经经历的50—70年代。在某种意义上,您的研究正是两个时代的对话与交叠。那么,对于两个时代的往复思考与相互参照,是否为您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别样的视野与经验?

洪子誠:记性不大好,我回忆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说过是“80年代人”。“一生而曆二世”——假如我们的生命足够长,许多人都是这样的。20世纪中国,因为战争、革命、政权交替、政治经济政策变换等等原因,而出现或大或小的转折。

我出生在30年代末,有十余年生活在“舊時代”,根据阿城的說法,也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人”。五十至七十年代對我來說是重要時期,這個時期與八十年代構成一種複雜的對比。現在,八十與九十年代,仿佛也成爲差异的“世代”了:在九十年代後期到新世紀,說起“八十年代人”,尊敬的是看作前輩,不大尊敬的可能看作是“遺老”。

世事變化多端,如果你經曆過差异“時代”,如何處理差异時代賦予的思想情感,如何處理“今日的我”和“昔日的我”,協調它們之間的關系,這是“一生而曆兩世”的人都要面對的,而差异的人的處理方式也差异。雖然對既往世代形成的錯誤、或不當的思想觀念也持批判、反思態度,但還是那句老話——由于“性格”,總不能做到突變,完全的除舊布新,轉眼間就換作另一個人,總是留下要逾越的世代的殘留物。因此,寫出來的文章,論著,也總是不新不舊,或半新半舊的樣子。這多少也是出于想保持自己生命的某種連續性的考慮。至于給研究工作帶來的是利還是弊,真的不知道。

我常遺憾許多中外名著沒有讀

记者:我们阅读了您马上出书的《读作品记》一书的书稿。此书从外貌上看很像是您的《我的阅读史》的“姊妹篇”。但细读起来,两者好像又有差异。此书似乎更为接近您观赏的木山英雄先生的文章作法——“把读书经验语言化”。我们想知道,在完成《我的阅读史》的写作后,您是如何又起意写作这一系列文章的?此外,您在此前的訪談中曾多次谈到自己晚年无意再进行“新的开拓”。但我们发现,您不仅屡有新著问世,而且其中的不少作品足以堪称具有开拓意义。我们想知道,您现在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或者写作计划是什么?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十分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訪談。

洪子誠:我的研究、写作并没有明确的计划;经常带有相当的偶然性。当时说“无意新的开拓”也是真实想法。记得九十年代初在日本上课,当时身体很欠好,情绪比力低落,好不容易将两年的课应付下来,就想回到北京,再也不做研究了。但是后来的情况也出乎我的估计,还是写了不少东西。编写当代文学史完全不是计划中的事情,只是当时教研室觉得80年代初编写的《当代文学概观》已经不能适应教学需要。《问题与方法》的出现更是偶然,我上课之前完全没有想到要成为一本书。《质料与注释》也是在整理书籍质料的时候突发的念头。

2009到2014年,我在台湾几所大学上课,觉得讲稿和录音可以修订整理,这才有为一组名为“读作品记”的文章。“读作品记”和《我的阅读史》有关联,但也差异。我减弱了阅读在自身感情思想上就下的痕迹,主要是延伸、扩展到对当代一些思想、文学问题的思考,同时也想在这些文章中保留下一下资料。今后还能写些什么,确实没有计划。可能会写一点读当代新诗、小说的随笔,或者还继续写一点当代文学史方面的东西。我常遺憾許多中外名著沒有讀,或者读的很潦草,希望能静下心来读一些,但目的不是为了研究,为了写文章。

收藏 邀請

最新評論

月度熱門文章

返回頂部